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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厘清“三农”问题八大辩证关系

2019-03-03 05:53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厘清“三农”问题八大辩证关系

倡导“三农”现代化,让农民在职业生涯发展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图为乡村振兴工作队摆摊推介特色产品。 新华社发

■ 贾海薇

提 要

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将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为今明两年“三农”领域必须完成的头号硬任务。如何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深刻认识“三农”问题中的辩证关系。

201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又称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意见》明确将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为今明两年“三农”领域必须完成的头号硬任务。如何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深刻认识“三农”问题中的辩证关系。

2018年9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简称《规划》)发布,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行了具体部署。《规划》是基于全面深刻的调研,对“三农”现实问题进行了精准性指导,提供了执行策略,解答了很多困惑,特别是深度阐明了必须妥善处理的八大辩证关系。

一是生产与生活的辩证关系

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与土地必须密切联结,便于生产与维权,“士农工商”的划分,更是形成了人的身份标签与权利差异。但新型职业“农民”只是诸多社会职业分工中的一种,农民再也无需与土地“长相厮守”,关于土地的各项权益都由国家依法保护。《规划》指出“严格保护农业生产空间,营造宜居适度生活空间”——将生产与生活区分,促进农民的居住方式逐步与城市趋同,既节约土地资源、克服现在乡村宅基地过度浪费的情况,又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二是控制与放开的辩证关系

《规划》指出科学划定生态、农业、城镇、海岸、水域等空间保护线与控制线,就是因为现在人类已向自然索求太多,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科学与可持续发展要求“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只有尽快将过度开发所导致的生态恶化控制住了,才能“延续人和自然有机融合的乡村空间关系”。但严格控制不是僵化的控制,而应是进行全局性治理,现在“河长制”“湖长制”,从水系治理领域开启了新尝试,打破了之前按照行政区“以邻为壑”的划碎片式管理,未来可进一步推动“山长制”“岭长制”“田长制”将省域内的山川耕地都进行全域治理,系统性地规划保护空间,统筹性地设计开发空间。

三是守法与变法的辩证关系

有专家认为:“规章制度是一个组织过去学习经验的保存积淀,但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可能成为组织变革的桎梏”。当前是我国深度改革的密集探索期,在正式制度层面,微观管理制度的适度灵活,能够为乡村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与全球经济环境变化提供较好的制度环境。省级政府与地市级政府如何处理好“遵纪守法”与“微观创新”这个复杂辩证问题,是考验其治理能力与行政艺术的一个重要挑战,按照中央部署,及时做好省域层面的中观制度设计就成为在要求基层具体实施之前必须做好的准备动作。

而在非正式制度层面,目前一些地方村规民约的设定,缺乏基层政府与法律专家的指导,单纯凭借农民现有的知识与认知水平,民约内容或者呈现历史倒退的倾向,或者与相关法规相矛盾相违背,并不利于民主、科学地推进乡村自治,组织选派合格的法律专家三下乡,与时俱进地指导村规民约的创制,也是“守成”与“变革”中的重要方面。

四是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

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农业产出依靠化肥农药的研发使用而突飞猛进,促使人口快速繁育,形成过度依赖化肥农药的环境污染问题。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就旨在敲响警钟,呼吁人类注意“反生态的农业是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但是化肥农药与转基因产品带来的高产出、高收益让资本市场疯狂、让农民趋之若鹜。

对于中国人而言,“田园诗意”不仅是乡村农民的家园写意,更是诗人、士人等所有世人的心理寄托。过度的化肥、农业、兽药等的使用,不仅污染了土质水质与农牧渔产品,还让乡村在追求的“发展”中呈现停滞、在期盼的“希望”中埋藏了失望。所以《规划》要求“坚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明确了“乡村生产空间是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兼具生态功能”,提出“实施智慧农业工程和‘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由增产转向提质,用“绿色农业”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将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治理,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

五是继承与舍弃的辩证关系

不少人对“乡村振兴”有很多误解,例如认为“乡村振兴”就是“所有乡村要原地振兴”“每个村落都要振兴”,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观念。现在的乡村布局是在元明清以来到近现代八百多年国情变迁大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人口迁徙的动力,一是躲避历次战乱的逃荒隐避,二是人口激增后的扩土分流,很多人不得不迁徙到荒僻山区,所以有些村庄坐落在峭壁悬崖之上或者崇山峻岭之中。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日益康宁,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那些荒僻村落,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乡村振兴不是每个村都要原地振兴,更不是每个村都要回到原先农业人口最鼎盛的状态。

《规划》提出“综合考虑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科学地回答了实体村落的继承与舍弃的问题。《规划》将村落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类型,指明“集聚提升类”村庄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城郊融合类”村庄重在加快城市化;“特色保护类”村庄重在挖掘文化价值;而“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生态宜居搬迁、农村集聚发展搬迁等方式,实施搬迁撤并、复垦还绿。

六是科学与美学的辩证关系

科学是引领农业现代化的第一引擎,创新是促进农村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强对农民的科学知识教育,激发他们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特别是用科学驱除迷信,是从建国以来至今都不能停止的重任。最近菏泽一根高粱因为“个子长得高”就被祭拜,可见乡村破除迷信的工作仍须加强。再例如“秸秆焚烧”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老方法习惯了”,尽管各地县政府采取严管普教,但农民们会想出很多“小策略”来抵制,导致生态治理难以奏效。表面上看,农民们似乎是赢家,但这种贪图小便利的做法,既增加了大气环境治理成本,减少了原本可用于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福利的财政额度,又让基层干部们忙得焦头烂额、苦而无功,损害了政社之间原本良好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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